甲午海戰中的場面（版畫） 阿瑟·B·布朗作

圖為清軍山東威海趙北嘴要塞內的重型加農炮。 資料圖片

上圖為甲午戰爭中的黃海大戰。 圖右上為北洋艦隊將領鄧世昌像。 資料圖片

編者按

今年，又逢甲午。兩個甲子前的1894年，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個不堪回首的年份。這一年，中國和日本之間爆發了亞洲歷史上第一次蒸汽機艦隊的海戰，號稱“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清朝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有數千年文明史的“老大帝國”慘敗于一個“蕞爾小國”�；仡欉@段歷史，既能回應現實關切，又能傾聽未來呼聲�；�于此，從今天起，本刊陸續發表一組文章，敬請關注。

晚清以甲午戰爭為高潮的中日沖突，決定了近代東亞力量格局的走向。當時，日本的戰略目標是在中國直隸（約今河北）平原與清軍進行主力決戰，并認為能否達到此目標的關鍵在于海軍作戰之勝負；而清軍戰前沒有明確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更無統籌全局的戰略指導。結果，日軍未經直隸平原決戰便達到了預期的侵略目的。

日本把打敗中國作為國家戰略核心

1868年發動的明治維新，把近代日本導向擴張主義的道路。明治政府認為，與日本相似的島國英吉利之所以富強，主要是依靠近代大工業生產和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行劫掠性貿易，日本也必須走這條發展之路；歐美各國的民主制度不適合日本國情，日本應仿效普魯士的集權政體，建立“皇統一系”的天皇集權制國家，實行“武國”政策，奉行俾斯麥式“強權即公理”的實力外交路線。如此，日本遂形成東西復合的赤裸裸的軍國主義。

1868年4月6日，剛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就以天皇名義發布《御筆信》，聲稱要“開拓萬里波濤”，使“國威布于四方”。明治政府把擴張海外作為國家戰略，其核心是打敗中國。明治初期，日本因力量尚不足，避免與清朝直接沖突，而是首先謀取琉球（1872年），又進犯臺灣進行試探（1874年），并逐步加緊對朝鮮的侵略滲透（1875年）。至1890年3月，“大陸政策”底本出臺，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和外相青木周藏炮制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意見書，稱日本本土為主權線，與日本安危相關的中、朝等國為利益線；日本不僅要防守主權線，還要保衛利益線；在近期內先占領朝鮮、滿洲和俄國的濱海地區，乃至把朝鮮和滿洲并入日本，明確規劃了以大陸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戰略。為此，從19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日本便從多方面為進攻中國、打敗中國做準備——

改革軍制。早在1873年初，明治政府就頒布《征兵令》，仿效歐洲國家，用普遍義務兵役制取代武士職業兵役制，建立常備軍，按德國操法訓練士兵，同時設立陸海軍各種軍事學校，培養軍官、軍士和軍事技術人才，并對公民普及軍事教育。1878年，成立由陸軍省、參謀本部和監軍本部組成的中央軍事機構，“統全國兵權于中央”。1883年，將軍隊的鎮臺制改為師團制，建立近代化軍隊組織體制。1893年5月，日軍制定《戰時大本營條例》，確立舉國一體、高度集權的戰時最高司令部體制。

擴充軍備。1880年，參謀總長山縣有朋建言天皇，把擴充軍備作為當務之急。經多年發展，1890年日本軍費開支占到國家預算的30%，1892年又增至41%強。大力發展海軍是日本擴軍備戰的重點。1868年以后，明治政府采取增加稅收、發行海軍公債等方式購船造艦，并專門針對清朝北洋海軍的特點，著重提升艦隊的航速和火炮射速。到甲午戰爭前，日本海軍已擁有55艘艦艇，加上4艘代用商船，總排水量約為7.26萬噸，總體實力超越清朝北洋艦隊，軍艦航速、火炮射速明顯優于清朝海軍。

發展軍事工業。學習德國經驗，建立類似克虜伯公司的大兵工廠，為此把關口制造所、長畸制鐵所、石川島造船所、橫須賀制鐵所分別整治擴建成東京炮兵工廠、大阪炮兵工廠、海軍兵工廠、橫須賀海軍工廠等，據1887年的統計，它們共擁有動力機械69臺、蒸汽動力1511匹馬力、工人6870名。而當時日本的其他34家民用工廠，只擁有動力機械58臺、蒸汽動力905匹馬力、工人4588名。

局部改革的清軍仍是舊式軍隊

反觀清朝，雖然1874年日本進犯臺灣一度令朝野震驚，開始意識到防范的必要，但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清朝各方面準備嚴重不足。

首先，對明治維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普遍缺乏認識。直到甲午戰爭爆發前，許多清朝軍政大員還視日本為“彈丸之國”“蕞爾小國”，對日本國體政體的變化漠不關心，對日本軍力已超過中國的嚴峻現實茫然不知，沒有意識到日本的決定性進攻已迫在眉睫。北洋艦隊自1888年成軍后，便停止購買艦船、炮械，應當用于改善軍隊裝備的海軍經費甚至被挪用來修建三海和頤和園，供慈禧享樂和慶壽（1894年陰歷十月初十是慈禧六十大壽）。

其次，軍事改革步伐緩慢，軍隊近代化程度低。清政府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引進西方近代軍事技術，興辦軍工企業，仿造近代槍炮艦船，創建近代海軍艦隊，并開設新式軍官學堂，培養陸海軍軍官和軍事技術人才。但晚清的這些改革、自強措施，受到強大的封建保守勢力的嚴重阻撓，舉步維艱，進展緩慢；而且，各種舉措都由封建官僚采用封建衙門的方式經辦，任人唯親、派系傾軋、各自為政、弄虛作假、營私舞弊等傳統惡習，很快便滲透到新機構的各部門中，使新興的事業無法得到健康發展。搞了30來年，國防工業仍極其孱弱，始終未擺脫對外國的嚴重依賴，直到甲午戰爭前，清軍還不能裝備國產的系列槍炮。特別是由于清廷固守腐朽沒落的“朝制”，把軍事改革局限于技術層面，使得軍隊組織體制的改進甚微，軍隊維持著舊的勇營編制。即使是新建的海軍，官制也完全按舊軍制，具有濃厚的私屬性和嚴重的派系，南、北洋艦隊無法統一調動指揮。直到甲午戰爭爆發，清軍仍是拿著一些新武器的舊式軍隊，未能真正形成近代化戰力。

其三，塞防和海防同時告急。19世紀60—70年代，中亞阿古柏和沙俄入侵新疆。日本進犯臺灣、并吞琉球、入侵朝鮮，正當新疆危機熾烈之時，清朝的塞防和海防同時告急，引發海防、塞防孰輕孰重的爭論，最后形成海防、塞防并重的認識，反映出晚清在國防上腹背受敵、難以兼顧的實情。晚清在軍事上處處設防、各自為守的消極防御思想，更加劇了這種狀況，以致海防經營多年，始終未能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

沒有對日戰略的清政府舉措無方

在日本蓄意挑起甲午戰爭時，清政府因沒有明確的對日戰略，而心中無數，舉措無方。

1894年（甲午年）春，朝鮮發生東學黨農民起義，請求清廷出兵代剿。李鴻章一度擔心日方借此生事，惹起戰禍，因而心懷疑慮。日方以“我政府必無他意”的虛假承諾，誘使清朝出兵。李鴻章在毫無大戰準備的情況下，于6月6日派遣2000多名清兵赴朝鮮牙山“助剿”。日本見清廷落入圈套，立即出兵朝鮮，占領漢城附近各戰略要地，于7月23日闖入朝鮮王宮，囚禁國王李熙及閔妃，誘使大院君李昰應主持國事，逼其宣布廢除與中國的一切條約。7月25日，日艦在豐島附近海域偷襲清朝軍艦，擊沉運兵船“高升號”，日本陸軍同時攻擊駐牙山清軍，由此發動伺機已久的對中國的決定性進攻。8月1日，中、日兩國同時宣戰。

此戰，日本傾舉國之力以求一搏，是要與清朝進行戰略決戰。清政府沒有料到戰爭來得如此之快，也沒有研究過對日作戰的戰略和方案。把持朝政的慈禧戰和搖擺不定，當日本悍然挑釁、群情激憤之時，便支持對日開戰，還認為可以輕易取勝；而當初戰不利時，便“但求從速和解了結，免得耽誤做壽”。具體負責戰爭指揮的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寄望列強調和，未能積極備戰，而且授權有限，事權不出北洋，難以起到全權指揮全局的作用。開戰后，清朝指揮機構的組建，作戰計劃的制訂，兵力的調動、部署都茫然無緒。

清廷當時所采取的作戰方針大致是“陸攻海守”：陸攻，增派幾支清軍赴朝，于平壤集結后南下，與先期在牙山的清軍合擊，驅逐在朝日軍；海守，以海軍各艦隊分守各自防區的港口，北洋艦隊集結于黃海北部，扼守渤海灣，并策應入朝清軍。但在宣戰之前，牙山清軍已于7月29日戰敗北撤，“陸攻”計劃隨之被打亂；倉促入朝的清軍攻不了也守不住，9月便全線潰退，很快又棄守鴨綠江防，日軍得以迅速向遼東推進。海上，9月17日，北洋艦隊在沒有充分交戰準備的情況下，前出至鴨綠江口，與急欲尋戰的日本艦隊遭遇，于倉猝應戰中遭受重大損失；次年2月在日軍海陸圍攻下，全軍覆沒于威海衛。1895年4月，在“海陸交綏，戰無一勝”的情況下，清廷被迫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由此，日本完全實現其戰略目標，一戰而擊敗晚清中國，占領朝鮮和臺灣。（特邀嘉賓 軍事科學院中國歷代軍事歷史研究室主任 鐘少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