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至于引起設備投資高漲 能否帶動經濟增長有待觀察

設備投資增長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是所謂“投資呼喚投資”的熱潮，形成了投資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此后，在勞動力年年增加、包括生產和消費在內的整個社會需求不斷增長的背景下，日本民間企業大多致力于“先行投資”，不斷擴大生產能力。隨著日本人口日趨“超老齡化”和“超少子化”，勞動人口日益減少，社會消費需求日趨低迷，導致民間企業越來越陷入生產能力過剩、生產設備閑置的困境，迫使企業不得不減少產能，減少從業者人數，縮小規模甚至關閉工廠，或者向國外進行直接投資，這又導致社會消費需求進一步低迷和社會資本需求日趨縮水（比如部分工廠和工業園區所必需的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隨著工廠縮小規模和關閉而不再需要等）。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超老齡化導致儲蓄率下降，社會的總投資能力也隨之下降。

以增加機器人來取代勞動力，當然可望刺激機器人相關產業的設備投資。但是，對機器人相關產業的投資能否達到過去對機器、廠房、道路進行投資那樣的水平？現在看來很可能達不到。這是因為，即使與工業機器人開始普及的年代相比，當時的機器人需與工人進行安全隔離，不得不擴大廠房面積，導致投資額增大，而如今越來越多的機器人裝備有傳感器，一旦與工人接近就會立即放慢運行速度，不會對工人造成危害，因而在生產線上可與工人“混編”而無需安全隔離帶，不用為了安全而額外占用生產現場面積。隨著可保證操作者安全的機器人日益普及，加之機器人日趨小型化、價格日趨下降，工廠引入機器人反而有利于縮小廠房空間，加之大量使用機器人的工廠無須為改善員工勞動條件而增加設備投資，從而導致機器人工廠的總設備投資無須增加，尤其是在可以繼續使用原來廠房和生產線而不必為引入機器人新建廠房和生產線的情況下，減少總設備投資的效果更加明顯。總之，可以預計“機器人革命”很可能不至于引起設備投資的高漲，因此工業機器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設備投資和帶動經濟增長，也是一個有待觀察的問題。

技術性能不足以取代工人 尚不宜“以機換人”

歐特克公司（Autodesk）首席執行官卡爾·巴斯曾說：“未來的工廠僅需兩名員工——一個人和一只狗，人在那里喂狗，狗則守著機器不讓人碰。”當然，現在的工業機器人還只能取代一部分工人的作業，因為其技術性能還不足以完全取代工人，或者說從投資回報率考慮尚不宜“以機換人”。

但是，隨著機器人技術的迅速進步，數年以后機器人可望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取代工人，或實現機器人與工人的“人機協作”，從而創新工業生產范式，出現更多的“少人化”甚至“無人化”工廠。可以預計，機器人發展很可能在某些工作崗位造成工人失業增加的同時在一些新工作崗位造成人手缺口，雖然這種失衡可通過對工人進行再教育和再培訓來加以糾正，但需要一定時間和過程。盡管工業機器人將工人從重體力勞動、簡單重復性工作和危險惡劣環境下的作業中解放出來，應該說功不可沒，然而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普及必然導致失業增加。

2016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公布報告顯示，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可能引起勞動力市場出現“破壞性變化”，將導致15個領先國家在近期（至2020年）凈損失510萬個工作崗位，而且還可能導致勞動力進一步兩極分化和收入不平等加劇。同樣是在2016年1月，美國花旗銀行和英國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一項《工作2.0時代的技術》研究報告顯示：未來10年或20年，1.4億知識工人將會因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失去原來的工作，而且這種影響在不同國家是不一樣的，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有57%的工作崗位估計會面臨被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的風險，這個比例在印度為69%，在中國為77%，遠高于發達國家。至于日本，據2015年12月野村綜合研究所與英國牛津大學副教授邁克爾·奧斯本等人的共同研究報告，在未來10—20年之內，日本49%的勞動者的工作將可能被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代替，“未必需要特別技能和知識的工作很有可能被代替”。奧斯本還認為，美國勞動人口的47%、英國勞動人口的35%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代替。而野村綜合研究所“2030年研究室”則表示，日本的“被代替比例”之所以高過美英，可能是因為日本“白領員工的勞動生產效率低下，從事能被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代替的職業的人數較多”。這意味著機器人和人工智能雖然可起到彌補日本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卻可能同時引起結構性失業率或“技術進步型失業率”上升，使那些無法跟上技術進步、不適應機器人革命、勝任不了新工作崗位的白領和藍領勞動者被拋入結構性失業隊伍。

顯然，失業人數的增加會導致人力資本的損失、家庭消費的減少和企業投資的下降，使整個經濟增長受到抑制，甚至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當然，以上關于人類工作崗位被機器人取代的種種預測，都存在著將機器人與計算機、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革新技術“混為一談”的問題，換句話說，這里說的“技術進步型失業率”之中的“技術”并非只是指機器人。

機器人出口增勢將或“順風順水” 可望對經濟增長做貢獻

從2007年到2011年（其間2008年雷曼事件引發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嚴重沖擊），日本的GDP減少10%，制造業上市總額減少約20%，作為生產資料的機器人的上市臺數則大幅減少60%。其后日本經濟恢復較快，盡管2011年3月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對日本經濟造成沖擊，但在2011年上述各項指標均恢復到雷曼沖擊以前的80%—90%，機器人的產量也有了顯著增加，其出口量占總產量的比例從55%大幅提升至72%。這意味著日本機器人產業日益成為典型的“出口依賴型產業”，2014年日本機器人出口量占總產量的比例進一步提高到近80%，供應著世界所需機器人的約46%（按臺數計）。

另一方面，作為日本機器人的重要出口對象，中國等新興工業國家由于勞動力成本日趨升高，不僅促使國內越來越多的工廠積極引入機器人，還促使美歐等發達國家因為直接投資對象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而撤回對新興工業國家的直接投資，推行“制造業回歸”和“再工業化”戰略，利用機器人等科技成果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導致美歐等發達國家對趨于小型化、云端化、低價化的機器人的需求日益旺盛。特別是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汽車產業聚集地，其對機器人需求的過半是面向汽車產業的機器人。此外，東南亞國家和印度等對機器人的需求也開始增長。2014年全球對機器人的需求達10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預計2018年全球機器人產量將達40萬臺，為2014年的1.7倍。

日本的工業機器人企業深入細致地領會了汽車、電機電子這兩大用戶行業的實際需要，開發了適應批量生產線的工業機器人，并積累了高度精確地控制各種機器人的技術訣竅和經驗，這成為日本機器人企業的優勢所在。與此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產業需要設立“多品種小批量”產品生產線，對“人機協作”機器人的需求日益增長也成為機器人產業的新增長點，日本也可望在人機協作機器人領域獲得先發優勢。總之，有領先優勢的日本機器人及相關技術和產品的出口增勢將可能“順風順水”，機器人出口可望對日本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

當前，日、德、韓、中、美被視為“機器人五大國”，日本的機器人出口將日益面臨來自美、韓、德、中等國機器人產業的競爭壓力。美國在發展尖端軍用機器人的同時，將軍用技術轉用于民生用途，大力發展服務機器人產業；韓國瞄準亞洲機器人市場，推進正交和水平關節機器人的國產化，開發各種新產品；中國大陸機器人產業在政府支持下迅速成長壯大，并大力推進自主的機器人技術研發，而中國臺灣緊盯中國大陸機器人市場也興起機器人企業的創業潮。一般而言，機械產品靠“看樣學樣，久而自通”即可實現60%—70%的性能，美、韓、中等國在機器人產業競爭力的增強，推動日本向高端機器人領域轉移。但在信息化時代，技術傳播速度很快，日本想在機器人技術領域長期保持領先于他國的“差別化”越來越難，如果日本在機器人領域陷入與中、韓等國的價格競爭的話，將必敗無疑。

必須看到，在《機器人新戰略》提出的“機器人無處不在”的人機和諧共處、親切相伴的表面現象的背后，存在著三大矛盾。一是人和機器人的矛盾。人培育了機器人，機器人“長大成人”，迫使人不得不面對如何處理人與機器人之間的矛盾的問題。二是勞動與資本的矛盾。量研究結果也顯示，“不論是對于個人還是社會群體，結論都相同:工作是有益的”。“工作能使人獲得成就感、滿足感和幸福。” 第三，強烈的振興愿望與脆弱的經濟現實之間的矛盾。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日本機器人革命必然失敗，因為要實現以機器人革命為中心的增長戰略需要時間，不可能在數年內立竿見影。從中長期看，21世紀國際競爭的核心是國民教育與國民素質的競爭，機器人是數控機床等裝備制造業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的產物，機器人“這類創新對于各種生產要素效率的改善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果日本既能推動機器人革命突飛猛進并與人工智能、3D打印、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革新技術相融合，又能真正實現為推進經濟社會結構改革所必需的規制改革，創造出高素質高技能的人才與機器人共生的經濟社會，那么，即便在人口減少情況下，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振興日本經濟的前景未必不可預期。屆時，衡量機器人革命是否成功的標志，將可能不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增長率，更在于能否解決社會問題，能否創造高新附加值，能否增強綜合國力，能否強化國際競爭力，歸根到底，就是能否再次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機遇。

（李警銳據馮昭奎在《日本學刊》發表的《辯證解析機器人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文章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