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人試圖重新將靖國神社與日本國家捆綁到一起，到60年代右翼分子終于按捺不住，挑起了靖國神社恢復國營化的事端。1962年，曾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的甲級戰(zhàn)犯賀屋興宣出任“日本遺族會”會長，拋出一份旨在恢復靖國神社國營化的文件《靖國神社國家護持綱要》，并要求國會通過。該文件明顯違背戰(zhàn)后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自然遭到日本各界的強烈反對。然而，自民黨卻支持了這一違憲的無理要求，自民黨內的“遺族議員協(xié)議會”甚至還成立了“關于靖國神社國家護持小委員會”，并提出“尊重靖國神社的歷史和本質不變”的提案，雖然至今沒有實現，但多年來這股勢力一直沒有停止過活動。

據統(tǒng)計，從1952年第13屆國會至1975年第76屆臨時國會，自民黨共在18次國會上提出靖國神社法案，有關議案達49件，極力促動恢復靖國神社與國家的直轄關系。鑒于遺族會和自民黨上述執(zhí)著的政治活動，以及眾所周知的甲級戰(zhàn)犯合祀靖國神社和多屆總理大臣參拜靖國神社的事實，加之下述佐藤內閣強行通過“建國紀念日”的實例，人們不得不擔心有朝一日靖國神社會重新徹底恢復戰(zhàn)前作為國家神道心臟的“歷史本質”。

可以說，1967年“建國紀念日”的規(guī)定是具有國家神道死灰復燃象征性質的事件。1873年為“記紀神話”中的神武天皇即位而設定的“紀元節(jié)”（2月11日）是作為國家神道最核心內容的皇國史觀的象征性節(jié)日，因而日本戰(zhàn)敗后被明令取消。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就有諸多右翼團體結成“紀元節(jié)奉祝會”，要求恢復“紀元節(jié)”。雖然這一要求遭到日本社會的普遍反對，但右翼團體并不甘心，經多年四處活動，終于在1967年由佐藤榮作內閣強行通過，將2月11日定為“建國紀念日”，恢復了曾作為國家神道象征性節(jié)日的“紀元節(jié)”。由此不難看出，試圖復活國家神道思想的政治勢力已經不容忽視。

進入21世紀，留戀戰(zhàn)前大日本帝國的“愛國者”勢力有增無減，他們不但拒絕反省戰(zhàn)爭罪行，甚而重溫戰(zhàn)前的皇國之夢。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作為新世紀“愛國者”的先導，已經表露出重建戰(zhàn)前神國史觀的意向。

該書先是做出誘導：“在中國和日本，都沒有記載大和朝廷始于何時何地的當 時的記錄。但是《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留下了如下的傳承……”，之后便堂而皇之地大談“記紀神話”中天照大神及神武天皇統(tǒng)一日本成為第一代天皇的故事。人們不會忘記，二戰(zhàn)前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甚或日本學術界都是以所謂的神武天皇統(tǒng)一日本的公元前660年為日本皇國歷史開端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更是將其著書直接名曰《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由此可以窺見，《新歷史教科書》作者以神話傳說入史的“曲折敘述”，是要告訴日本國民大和朝廷起源于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這不能不令人聯(lián)想起戰(zhàn)前充斥神國史觀的日本歷史教科書。

近來，更有一批右翼政要成為公開的“愛國者”，他們似乎在效仿當年無視歷史事實的復古神道學家們，肆意否認日本曾經犯下的諸多反人類的戰(zhàn)爭罪行。他們把為侵略戰(zhàn)爭而戰(zhàn)死的“靖國英靈”看作是日本的民族英雄，參拜戰(zhàn)前國家神道心臟的靖國神社是他們否認侵略戰(zhàn)爭的“標準動作”。很明顯，他們已經下定決心，寧可與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輿論為敵，也要召回戰(zhàn)前日本臣民的“愛國心”。更有甚者，2013年4月28日在日本主權恢復日紀念儀式上，日本內閣首相及與會者齊聲高呼久違近70年的“天皇陛下萬歲”的口號，就連在場的明仁天皇也頗顯驚愕。人們不得不發(fā)問，這是否是在引導當代日本民眾重溫國家神道精神統(tǒng)治下的“大日本帝國的輝煌”？這股社會逆流無異于在試演國家神道的歷史悲劇，不得不令人回憶起日本戰(zhàn)敗初期美國學者的警示：“在1945年的時點上，即使軍國主義日本能夠被征服，但支撐它的神道（此處指國家神道）依然是沒有被征服之敵。”看來，該論斷至今依然有效。

行文至此，需對“扭曲神道”再做幾點提示，或可為史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