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現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聽說您希望努力將訓讀法傳承下去？

石川忠久：漢語訓讀法是公元八九世紀在日本確立的，即在漢文字上注訓點，按日語的文法讀漢文。正因為有了訓讀法，即便在遣唐使被廢止后，日本人也沒有在閱讀漢籍上產生困難。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發明。即使在江戶時代閉關鎖國的情況下，學者們雖然不會漢語，也照樣能夠自由地作漢詩，研究和閱讀漢文。當然也有人主張直接用漢語讀中國古典，我在東大時的主任教授就持這種觀點。他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學者，他認為要研究中國的學問必須從漢語開始，訓讀不能解決問題。這姑且可以說是一種觀點，但為此要拋棄訓讀，我認為是十分錯誤的。漢文訓讀是前輩們在漫長的歲月中摸索出來的一個重大發明，基于這個發明，中國的古籍稍加標示，就能像日語的文章一樣閱讀了。

目前訓讀在學校里已經漸漸不用了，因為在國語里漢文只占少部分，授課的老師也因為水平不高而無法教好學生。我現在的一項主要活動就是為此而做的，即為了提高年輕教師的漢文水平，組織講習會。我不希望這樣偉大的發明輕易失傳。

我并不否認學習漢語，學漢語是必要的。讀漢詩的時候，比起訓讀法，用漢語朗讀會體會到漢詩的韻律，但是研究學問則不一定必須要會漢語。這個結論的證明就是江戶時代的文人。江戶時代由于鎖國政策，不可能從中國請來教師教授漢語，但是人們沒有感到閱讀的困難。所以說，不懂訓讀，就不懂江戶時代。

記者：漢詩與漢文在當下的日本社會具有怎樣的意義？

石川忠久：從歷史上看，我認為構成日本文化基礎的是漢文。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問題。即使是近現代時期也是如此。比如夏目漱石。夏目漱石的文學是日本人重要的文化遺產，是個寶庫。如果我們要鑒賞夏目漱石的文學，就必須面對構成夏目漱石文學的基礎。不止夏目漱石一人的文學基礎是由漢文構筑的。所以，離開了漢文就無法談論日本文化。

剛才列舉了夏目漱石作為例證，實際上，漢文是江戶時代所有文化人的基礎。比如我們要研究松尾芭蕉，就必須要研究他深厚的漢文修養。因此，學習漢文是理解日本文化的基礎。我們要爭取像以前一樣，將漢文作為獨立的學科，有一定的學時，一定的分量，有充實的內容，不能虛于應付。

記者：請您談談“全國漢文教育學會”的情況。

石川忠久：這個學會的前身是“大學漢文教育研究會”，成立于1983年。我接任會長后，于1984改名為“全國漢文教育研究會”。就是說，它是由全國的大學、高中和中學里與教授漢文有關的教師組成，現在的會員有1000多人。學會每年召開一次大會，今年預定在福岡大學召開。每年出版兩期《新漢字漢文教育》會刊。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雜志，也許我說它好，有點自吹之嫌。此外，我們還經常召開講演會、講習會等，開展漢文教育啟蒙活動。

記者：您對今后的中日學術與文化交流有什么期待？

石川忠久：我1984年參加蘭州“唐詩研究大會”，1997年、2000年參加廬山的“陶淵明研究會”，2006年參加北京的“日中六朝學會”等，在這些會上與中國學者的交流都給我留下了很好的記憶。我已經上了年紀，不知道還有沒有更多的機會去中國。我希望，中國能夠傳承好的傳統文化，年輕人要親近傳統文化，熱愛傳統文化。這樣一來，中日之間就有了更多的共通的文化。因此，我希望中國的教育也重視傳統文化。

我最初去中國的時候，對方為我舉行了一場詩會，在現場拿出一張很大的紙，雙方都在上面作詩。但是，現在沒有人這樣做了。1980年我去中國的時候，時而還有人做這樣的事情，一起作詩，然后裝裱起來。遺憾的是中國在變化，現在已經沒有人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日本學人一直保留著寫漢詩的傳統，比如夏目漱石呀，森歐外呀，都創作有大量的漢詩。因此，我們絕不能放棄漢詩創作，并期待中日都能將它傳承下去。（張仕英 何明星）

鏈接

石川忠久：1942年4月9日出生，1955年畢業于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系，1990年任二松學舍大學教授，現退休。主要著作有：《漢詩的世界——用心體味》（1975年）、《陶淵明與他的時代》（1994年）、《漢魏六朝的詩》（2009年）、《漢詩鑒賞事典》（2009年）等近20部。曾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在日本NHK電視臺主講“漢詩系列”，在日本全國影響甚大。還擔任日本全國漢文教育學會會長、六朝文學學會會長等多種社會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