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集團崛起，秘密地、精心地進行了戰爭準備

明治政府成立以來，日本軍部成為與內閣平行的“輔佐”天皇的獨立體系，擁有凌駕于政權之上的特權。軍人集團中的一部分人將推翻政黨內閣、建立軍人政權、實行舉國一致體制作為目標。20年代日本駐瑞士武官永田鐵山、駐蘇聯武官小畑敏四郎和巡回武官岡村寧次3人組成的所謂“巴登巴登集團”具有代表性。對中國東北抱有野心的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加入這一集團，后來加入者還有侵華戰爭中的骨干東條英機、河本大作、土肥原賢二、山下奉文等。

九一八事變前，無論是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還是關東軍，都確立了軍事占領中國東北的基本方針，甚至對占領東北后的統治方式與原則都進行了充分考慮。

日本關東軍為詳細了解東北各地地理情況，制定具體的作戰計劃，曾先后于1929年7月、11月和1931年7月，組織所謂“參謀北滿、南滿旅行”，實為到東北各地進行軍事偵察活動。為獲取沈陽北大營的準確情報，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親自造訪駐守那里的王以哲旅長。但就是在他與王以哲談話時，其手下的參謀人員則分頭進行偵察，用相機對各處進行拍攝。

1929年9月，關東軍作戰部門起草了《關東軍占領滿蒙計劃》。1931年6月，在日軍參謀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主持下，制定了《解決滿洲問題方案大綱》，明確規定了日軍侵略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7月31日，日本陸軍省密召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回東京，將“大綱”作為指令下達。8月3日，日本陸軍在東京召集軍司令官和師團長會議，傳達在滿洲的作戰計劃。

九一八事變前，根據《辛丑條約》駐扎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有一萬余人，其中司令部及重炮兵大隊駐守旅順，下轄第二師團5000人駐遼陽，其余的獨立守備隊則分駐南滿鐵路各車站。相對駐守在這里的中國東北軍，日軍雖然在數量上明顯處于劣勢，但是秘密地、精心地進行了戰爭準備。

日本參謀部還特意滿足了關東軍配備重型武器的要求，從國內運兩門24厘米榴彈炮到東北，系當時陸軍擁有的最大口徑攻城炮。由于目標大，日軍將大炮分解裝入小箱，將炮筒偽裝后放在棺材里，秘密運入沈陽，安裝在守備隊院子中，目標則確定為中國軍隊駐扎的北大營以及飛機場、兵工廠。

1931年8月20日，擁有豐富對華交涉經歷的本莊繁調任關東軍司令官，土肥原賢二為沈陽特務機關長。本莊繁到任后即視察各地日本駐軍，組織各類軍事演習，多次向部下表示有“以個人獨斷承擔責任”的思想準備，并要求各部隊“萬一發生事件，須主動采取積極行動，要有必勝之決心與準備”。

8月下旬，關東軍還從日本運來飛機30余架、野炮20余門至蘇家屯、渾河車站附近。南滿鐵路沿線的日軍頻繁舉行軍事演習，鐵路守備隊也向沈陽方向集中。駐朝鮮境內的日軍第十九、第二十師團也借演習之名抵達圖們江沿岸。

經過這些準備，人數占劣勢但準備周密的關東軍便開始千方百計地尋找挑釁和發動戰爭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