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后到現在，日本歷史學界對九一八事變的研究，以及歷史教育中關于九一八事變的敘述，往往突出強調事件是關東軍的“謀略”，而不是從日本近代對外擴張的政策出發，對事變本身進行深入思考。一些日本政客挑戰人類良知，否認日本當年的侵略罪行，對戰犯亡靈頂禮膜拜，就是利用了這一錯誤的歷史認知。

制定“大陸政策”，將中國東北劃為日本“利益線”

中國東北地區豐富的資源以及重要的戰略地位早已令日本垂涎欲滴。1890年，日本第一屆帝國議會召開，時任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發表的施政演說，影響了日本此后數十年的發展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主權線和利益線的主張，主權線即國界，利益線則是“與主權線之安危有緊密關系之區域”。日本把其利益線劃至與日本隔海相望的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即當時所說的“滿蒙（中國東北和內蒙古地區）”。保護利益線的根本方法就是強化武裝，擴軍備戰。從此，日本就確立了后來被稱為“大陸政策”的向中國擴張的國家政策。

1894年的甲午戰爭，可以說是日本將“大陸政策”從計劃向現實轉化的首次重要嘗試。通過這次戰爭，日本成功地挑戰了中國在東亞的中心地位，首先控制住朝鮮，向利益線邁進了一大步。但日本的崛起也沖擊了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利益，特別是同俄國早已確定的遠東擴張戰略發生沖突。20世紀初，日本雖然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但也不得不正視俄國作為競爭對手的存在，在與俄國就分割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先后簽訂4次密約后，日本也只能獲取在中國東北南部等地的侵略權益。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帝國主義的干涉削弱了俄對中國東北北部的控制，東亞國際格局發生劇變。日本發現了侵吞整個中國東北以實現其利益線的重要機會，于是主動照會協約國，表示愿意出兵西伯利亞，但待美、英、法等國軍隊撤出西伯利亞時，日軍卻遲遲不撤兵，還在東北北部地區進行了一系列軍事活動，一度開進滿洲里、海拉爾、哈爾濱和博克圖等城市，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從西伯利亞撤兵后，日本在中蘇邊境線上設置了多處特務機關，一方面窺測蘇聯的情報，同時為其軍事勢力向東北北部地區滲透作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