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那個時候我是同期入職的員工里面最早被提拔成主任的。社長把我叫過去，說：“你很努力，我會讓你最先當上主任。即使結婚生子，你也可以一直在我們公司工作下去。你總有一天會當上總務部長的，我看好你。”當時，我仿佛看見對我而言最成功的人生方式，我的生活將不會有任何失敗，并順利的進行下去，最終坐上總務部長的位置。但那一瞬間，我感到這和我期望的人生不同。可是那時我即使想做些什么也缺乏勇氣，十分苦悶，只能拼命抓住現狀，不去做想干的事情，可一點都不認為當時的職業適合自己。

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一位叫伊莫金?坎寧安的美國女性攝影師拍攝的床和花的黑白照片。特別是床的照片，格外好看。床上掛著漂亮的簾子，不禁讓人想象前一晚到底有誰睡在上面，十分浪漫。我希望自己也能拍出這種照片。當看到攝影師的資料時，我發現這竟然是作者72歲時拍攝的作品。那時我發現，從25歲開始也絕對不晚。

于是我下定決心辭去工作，開始給為商品拍攝照片的著名攝影家擔當助手。在攝影棚里有經理、一等、二等、三等幾個級別，我一個25、6歲、大學學歷的女生只能從三等做起，拿著以前一半的工資，開始打掃廁所，從0開始起步工作。

記者：成為職業攝影師之后，您在日本拍攝了怎樣的照片呢？

佐渡：我作為職業攝影師，最早接到的工作和電影相關。在大學時加入電影研究會的朋友們，畢業后都進入了《via》和《電影旬報》等雜志工作，在經過3年左右的時間，大家也都站在了電影相關采訪的第一線，可以去參加記者招待會了。可是由于他們有時會拍出失敗的照片，于是就拜托我能不能去記者招待會拍照片。那時，我還沒有作為職業攝影師的自信，可是朋友卻鼓勵我：“你作為攝影師的助手已經努力了這么多年，肯定比身為編輯的我拍得好吧？既然比編輯拍的好，那干嘛不試試呢？”就是這一句話，開啟了我職業攝影師的生涯。

那時的工作雖然很繁瑣，也不是太重要，但我那時年輕，接了很多活兒。當時雜志的銷售行情還不錯，于是我一天要跑3、4個記者招待會，給電影導演和演員們拍照。那個時候的照片還需要進行顯影處理，于是我每天晚上12點左右回家，然后給照片進行顯影處理，忙到深夜2、3點，再給編輯部發傳真過去，知道他們收到照片以后才睡。第二天早上6、7點又要從家出發趕去拍照，每天的平均睡眠時間只有3、4個小時。真是很忙。

■在改變了人生軌跡的深圳，渡邊小姐所看到的景象。

記者：在成為職業攝影師之后，每天的生活都很繁忙。您是因為什么才對中國產生興趣的呢？

佐渡：我的朋友里有位華僑，在93年去香港玩兒的時候，他勸我說“從這兒坐一個小時的船就可以去深圳。去看看吧?去了之后印象會改變很多哦”。但是那個時候，我對中國的印象還是一個“陰暗落后的國家”，人們都穿著人民服。但是，實際到那兒之后，我發現當時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高樓林立，街道像未來都市一樣很寬闊。我感受到了還在發展中的街道所散發出的能量波浪，非常吃驚，受到不小的沖擊，產生了“怎么會這樣？”的感覺。為什么眼前的景物和自己印象中的中國有這么大的差異呢？

我之前因為采訪或是旅行大概去過16個國家，在去歐洲和美國的時候，也會出現城市規模和想象中有所差別的時候，但是在大方向上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是，我所看到的中國卻像是與我的大腦背道而馳一樣，和我的概念有著巨大的差別。我很喜歡讀報，本應獲取了相當的信息，但是為什么只有中國讓我感到和印象中有著這么大的差異呢？我覺得很不可思議。那時，我認為我必須通過自己的眼睛來好好觀察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