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中國的生活給了您重新審視什么是幸福的機會對吧？

佐渡：是這樣的。除了包餃子之外，還感到像和家人朋友一樣與人交流的時間非常寶貴。此外，在中國與日本相比，朋友間的距離更近。中國的朋友突然會咚咚地敲門過來玩兒。成為朋友之后，還經常把我拉進他們親戚的圈子中。但是，如果中國朋友的親戚來到日本之后我也會做出同樣的事情么？我也曾擔心過這個問題。（笑）

■“為什么只有中國的實際情況與日本人持有的印象有所不同呢？”

記者：99年，您將工作的地點移到了北京，當時您想在中國拍攝怎樣的照片呢？

佐渡：當時北京并沒有日本籍的自由攝影師，所以當時想在北京做些面向日本的工作。除此之外，因為感覺到在日本看見的東西和實際到中國居住后能夠看到的東西有著很大的不同，所以就想把這些不同傳遞出去。這和最初到深圳時的感覺有一定關系。“為什么只有中國的實際情況與日本人持有的印象有所不同呢？”，我抱著這種想法，希望將這種不同和差別傳遞出去。

比如我們經常舉得一個例子是，對于沒有見過大象的人，如果一直給那個人描述大象的鼻子，那個人就會認為大象就是像蛇一樣的動物。人們就會相信大象就是蛇。聽到的人肯定會想，這難道不是誤報么？但是，有關大象鼻子的描述絕對沒有錯誤。大象的鼻子很長，有兩個孔，有皺紋，沒有毛。但是，僅僅靠這些并沒有表達出大象個頭大、感情豐富的部分。我覺得這就是以偏概全。我認為，還是需要多展現一些它整體的形象，如果無法將全部都展現出來的話，也需要有人和媒體再描繪一下大象的耳朵和腿和屁股等部位，并在與人的交流中傳遞出去，如果不這樣的話，其本體的形象就會扭曲。

記者：剛來到北京時，自由攝影師的工作順利么？

佐渡：不順利。剛開始到北京的時候沒有工作，每天就跑到北京動物園去給大熊貓拍照。北京的大熊貓每天只有早上才活動，所以大約在2年的時間里，特別是剛開始的半年，我一周有5天都要5點半左右起床去動物園拍照。

選擇給熊貓拍照，是因為有一次去北京動物園，偶然聽說那里有一對孿生的熊貓，而在通常情況下熊貓媽媽只能生一崽，所以成功生出孿生熊貓尚屬世界首次。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有新聞性，于是就決定像拍紀錄片那樣把它們記錄下來。但是，之后又知道這并不是世界首次。

那個時候拍的照片，有些被一個印刷公司當做日歷圖片采用了，還有的被報社買走，最后與寫老莊思想的文章合在一起，出版了2本寫真集。

記者：后來，您又為美聯社拍攝照片了吧？那個時候拍了什么樣的照片呢?

佐渡：在為美聯社工作的時候，我的作品中有一張展現北京酷熱夏天的新聞照片被法國《世界報》使用后，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傳開來，那些照片拍攝的內容包括枕著塑料瓶睡覺的臘腸犬和沖涼的孩子們。我也拍過一些有關SARS的照片，但還是那些從女性視角拍攝的孩子、狗狗、寵物店等的可愛型照片更受歡迎。

記者：在您的個人作品中，拍攝對象包括毛驢、狗狗、兒童、日中國際婚姻的夫婦等，那您的攝影主題是怎么確定的呢？